本周，由曹操墓发掘引发的民间热议继续成为民间语文素材。本周流行短信《曹操答记者问》属其中佼佼者：“曹操出土后答记者问。问：你死在洛阳，为何选在在安阳建墓穴？答：首都房价太贵，二线城市便宜。问：陪你沉睡千年的女人到底是谁？答：嘘，她是貂蝉，字海藻。问：可否谈谈你对这个新时代的看法？答：孤已用名字回答了。”

                                                                                                                                                                                                                                   
   客观历史，酣睡在过往的时空维度里，固态而唯一地存在着。而经后人追述的“历史”，穿越凹凸平仄的时空隧道，液态流动且千人千面。面对固态而唯一的历史，会出现千万种解读。有的，无限度地逼近它，试图还原它的真面目；有的，按照自己的意愿为它整容，要么美化，要么丑化。就算是诚意十足的历史还原过程，也有不同途径：固态的文物和鲜活的记忆。固态的文物，虽沉默无语，但经过历史学家的点睛之笔，它会开口说话，且不会说谎；相对于固态的文物，当事者的记忆更加鲜活、更加灵动，可真切地复原当初的情景。为了避免“当事者从自己的立场、利益出发，选择性地进行回忆”，负责任的历史学家会听取当事双方的记忆，如实地记录下来，尽量避免掺杂个人立场。

       据说，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历史是新闻的定稿。初稿也好，定稿也罢，稿件的品质高低，就看是由谁来执笔书写的。面对同一件历史事件，当事双方的追忆不尽相同。胜利一方的追述洋溢着喜悦与欢腾，而失败一方的，却填充着落魄与沮丧。就拿站在1949年门槛上的国共两党的各阶战士来说，他们对那一年的记忆肯定不一样。我们从小接触的历史课本或各类艺术题材所追述的那一年，当然是胜利者痛打失败者的得意漂浮在字里行间。自觉或不自觉的这份“得意”的渲染下，我们一直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一路凯歌，一路欢腾。而同样站在1949门槛上的失败一方的经历，我们全然不知，也无暇顾及。面对1949年前后的那场战争，他们经历过什么，体验过什么，我们无从知晓，他们的困苦与哀愁，不在我们的知识体系里。龙应台女士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9月初版）正好填补了这片空白，用回访当事者的方式，再现了徘徊于1949年门槛的失败一方的历史。她说：“远离了1949年国家至上的价值观，我们的上一代逐渐发展出温柔的、文明的价值观，所以，我们应该对他们充满深情的致谢和无止的感恩，起点就是，说一声深深的对不起。”与千万亡魂一起书写的这本书里，作者试图用平和的文笔消解我们的惯性思维，把“民族战争中没有胜利与失败，有的，只是国家的悲剧”这一主题端放在了读者面前。

       所有的颠沛流离，最后，都由大江走向大海；所有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某一个码头，上了船，就是另一个人生。船离开码头，驶向下一个未知，人生转向，不在你我的掌控之中——毕竟，时代太大，缘分太小！

                                                                                                                                                                                                                                   
    对于“尊严的理解”，左右着她的命运：为了守护自己是个文盲的窘境，她主动接受他人的诬陷，“有尊严地”接受了本不应由她来承担的罪责，被法官判处无期徒刑；通过近20年的刻苦学习，在牢房里学会阅读、获得“知识”，为了救赎自己的灵魂、洗刷曾经的罪责，出狱前一天，她“有尊严地”上吊自杀了；进监狱时，她的“尊严”炙热而且顽固，但在我看来，可憎多于可怜；她选择自杀时，她的“尊严”平和但坚硬，在我看来，可怜多于可惜。

她叫汉娜，那一年，我15岁，她36岁。我因黄疸病发作在大街上呕吐不止，是她过来照护我的。说实话，她的照护是漫不经心的，但我偏偏喜欢上了具有孤傲气息的这款漫不经心。事后，我以答谢她善意照料的借口去了她家。她漫不经心地与我交谈，漫不经心地指使我去搬煤球，漫不经心地叫我脱去衣裤洗个热水澡，之后，再漫不经心地裸身抱住我……我用15岁的青春与欲望陷入了她的身体，再也无法自拔。一下课，我急忙奔向她家，奔向她开满鲜花的肉身，乐此不疲。我俩炙热地恋爱着。但有一天，她神秘地人间蒸发了，没留给我一丝的讯息…..当再次见到她时，我正研修法律，在老师的带领下旁听法官的审判。她以被告的身份出现在法庭上，检方指证说，作为集中营看守，汉娜眼睁睁看着几百名妇女活活被大火烧死，却不肯打开教堂的门放走她们。

明明不是主犯，她为什么主动承接全部罪责，替其他看守人员承担了残杀几百名妇女的犯罪后果？缘由简直不可思议：她是文盲，不会读写，不能在证词薄上签字确认。为了不让法庭上的旁听者发现这一点，她冒死承担了本不应由她一人但当的罪责。她为了维护“尊严”，宁肯选择死！但问题来了：如此维护尊严、珍视尊严的人，为什么对他人的生命如此漠视，如此轻蔑呢？她为了自己的尊严，有勇气去死，但她侵害他人的尊严、生命的时候，为什么可以悠然地坐在那里，眼睁睁看着火海里挣扎的上百名妇女的呼喊救命，却不肯打开教堂的门放出她们？她的尊严高于她的生命，同时，也高于了上百人的生命。那么，她所珍视的那份尊严，到底价值如何，真值得推敲。

监狱里她开始识字，开始阅读，读关于二战方面的书籍文献，尤其重点查阅了那次火灾幸存者的回忆录，用10多年的阅读经历审视了曾经的那份尊严。最终，选择在出狱前一天踩着那些书籍上吊自杀了：第二次主动选择死，第二次是为了尊严。对汉娜的两次“尊严抉择”，《朗读者》（施林克著，钱定平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2月出版）没有给出作者的道德评判，只是平静地叙述着故事。但读后，每个读者会选出自己的倾向，对待自己的尊严和生命，更重要的是，如何对待他人的尊严和生命。

                         （2009年12月5日《保定晚报 新闻周刊》之“读书”）         
                 

                                                                                                                  
    相对于“侯孝贤导演的御用编剧”头衔，吸引我的，是书的腰封上“张爱玲、胡兰成‘张腔胡调’的嫡系传人”字样。虽被本人极力摘除，但“小张爱玲”的名号早已传遍坊间，深稳地烙在了她的头上。但看完她的《荒人手记》（朱天文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相对于张爱玲“冷观人间悲欢”的切入视角，她的文风更亲近于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假面告白》里的“深陷自我的喃喃自语”。张爱玲抽离自身，用旁观者的视角书写，而三岛由纪夫和朱天文都以“我”——男同性恋者——的身份出场，都以冗长的喃喃自语推进情节，都在文字上涂抹了灰冷的色调。

“友谊，尤其是男人之间的友谊是怎么产生的？当然是为了对抗敌人而彼此结盟，若没有这样的结盟，男人面对敌人时将孤立无援。友谊的发源，可以推溯到远古年代，男人出外打猎，互相援结。现代男人是不打猎了，但打猎的集体记忆以其它面貌出现，看球赛，呼朋引伴，饮酒作乐。”作者对男人之间的友谊进行的烈性解析让我印象深刻，促使我联想到热播剧《闯关东》：东北人给予外界“豪爽、讲义气、搭伙抱团”的感观印象。之前未曾追究生成以上“族群整体性格”的深层缘由，但读到作者的剖析，才有了醍醐灌顶式的顿悟。是的，躲避战乱灾害也好，谋求发展也好，关内一些人举家迁徙，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到达了荒无人烟的黑土地，开垦土地，创造新的家园。面对广阔无垠的荒芜原野，个体的力量是渺小的。仅凭借个体的力量去抗衡严酷的大自然，生存、繁衍的成本大大增长，如，无数个弱小个体联合起来，组成联盟，一同抵抗外界的严酷，生存、繁衍生息的成本将大大减小。这时，男人的友谊联盟自然生成。经过上百年的磨合精炼，为“抵御外界威胁”而生成的友谊联盟逐渐成为某个族群的整体性格，暗藏在他们的血液当中，以“润物细无声”微妙姿态时刻影响着他们的日常行为。

作者碰触的虽然是他人很少涉及的敏感话题（同性恋），但笔调的限度掌控的很“得体”：明明是以“性”为中心议题，但没有直接勾勒“性事”，而是把它委婉地遮隐在“情事”外衣下，突出“性由情生”，模糊了（同性恋）情人之间的性别边界。同时，作者的遣词风格很独特，华丽至极。尤其在氛围描写时插入了很多内心独白，加剧了“深陷自我的喃喃自语”独特文风。这类文风对“烘托氛围、揭示内心”有独到的功效，但对情节演进为主责的小说文体来说，伤害了故事情节的阅读快感，对读者的阅读情绪有一定的削减，有干涩之嫌。

数量庞大的异性恋者在“围城”内外，尝尽婚姻家庭带来的欣喜与悲苦；而作为少数族群的已出柜同性恋群体，在现有制度下被排斥在“围城”外，只能在自己一手打造的“情色乌托邦”里寻觅情感的港湾，搭造虚拟的“围城”，品尝城内的五味杂感。这本小说，就是航向情色乌托邦的隐秘手记，荒凉而冷色，华丽而孤独。

           （2009年11月20日《保定晚报 时尚周刊》，刊出时标题被编者改为《搭造虚拟的“围城”寻觅情感的港湾》）

                                                                                                                                                                                                                                   
       在GOOGLE和WIKIPEDIA盛行的时代，知识，廉价而易得。反而“看待问题的视角”，却成了现代人行走江湖的制胜法宝。好比赶路，古代人只能凭借阅历（曾经走过这条路，故对路况有一定的预知）、经验（遭遇过沿途的险情，可提前防备）、常识（迷路时如何借助星象判断方向）来确定位置和方向，并抵御沿途可能要面临的危机。对于那时的赶路人来说，“知识”是保得生存的必备工具；然而对于现代人来说，查看地图选定路线，依据路况和自身条件选定交通工具，可便捷地抵达目的地。古代人终其一生需要积累的那些“知识”对于现代人来说，轻移鼠标，可在短时间内获得，效率而便捷。在“所积累的知识的广度、深度”不能区隔现代人的能力高低的时候，“看待问题的视角”静悄悄地登堂入室，成为了试金石——穿透烟雾缭绕的表象外衣，直达事件背后的核心所在——比如，面对康乾盛世，有些人看到的是它的繁华炫彩，而有些人，绕到繁华背后，掀开艳丽的幕帘，看到的，却是满目的危机。张宏杰走出狰狞可怖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一脚踏入了诡异绚烂的《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定价28元），多的不仅是三张面孔，更是多了作者对历史幽径的独到探解。

乾隆皇帝，本名弘历，姓爱新觉罗，庙号清高宗，康熙五十年（1771年）八月十三日出生于北京，属兔。他身高一米六六左右，有81.25%的满族血统，6.25%的蒙古族血统和12.5%的汉族血统。九岁到二十五岁，是皇家私塾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十七岁（一说十六岁）与出身名门的富察氏结为夫妇，伉俪情深，后又陆续添置配偶二十八人，育有子女二十四人，其中十六子，八女。二十五岁登基，正式开始皇帝事业——给父亲雍正的政敌们平反，豁免了全国的农业税，博得宽大仁慈的美名。四十九岁，平定新疆，威名远播，达到其个人职业生涯的顶峰。工作六十年后，八十五岁，为了不超越其祖父康熙工龄六十一年之数，办理了离休手续。八十九岁去世，最后一个职务是太上皇。去世四十一年后，当年曾受过他接见的英国人小斯当东推动英国议会通过了发动鸦片战争的提案，掀开了中国百年耻辱史的序幕。

在雍正的严刑峻法之下，一大批官员待罪狱中，更有很多官员因为要追赔贪污款项而倾家荡产四处流离。乾隆登基之初，从“宽则得众”的原则出发，对那些受罚过重的官员都予以开释。即位三个月，一次就免除了六十九名官员的欠款。他下令清查历年的亏空案，“其情罪有一线可宽者，悉予宽免，即已入官之房产未曾变价者，亦令该衙门查奏给还。”这个举动，一下子赢得了官僚阶层的欢心。雍正皇帝统治时期，每个官员成天都提心吊胆，惴惴不安。这下，官僚集团终于放下了紧张了三十年的心。清代皇帝一直以明朝为他们的前车之鉴，谁都知道，清朝得以入关，是捡了个大便宜，明朝实际上是被饥饿的农民颠覆的。而颠覆的直接原因，就是对农民的剥削过重。万历年间加派三饷，每年从农民身上多搜刮一千多万两白银，剜肉补疮，动摇了大明帝国的根基。所以，清代皇帝经常讲，明不是亡于崇祯，而是亡于万历。熟读历史的乾隆知道，饥饿的农民是国家最危险的敌人，而温饱了的农民则是皇权最坚定的支持者。为了江山万代，乾隆必须减轻对农民的剥削，使绝大多数老百姓有饭吃，这是国家政治的重中之重。乾隆登上皇位后所做的第一个重大决定，就是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免除拖欠多年的农业税。在即位诏书中，乾隆宣布，凡是拖欠了十年以上，也就是雍正三年以前所欠的农业税全部免交。仅仅过了二十天，皇帝再次颁旨，宣布去年以前，即雍正十二年以前所有未交的农业税，一律免除。大清帝国的子民们，特别是众多贫困人口，是摆脱了多年沉重的欠税负担进入乾隆时代的。这在以农业税为主要财政收入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影响非常大的决定。在此后漫长的六十多年统治中，乾隆皇帝多次部分或者全部免除农民的农业税，从而使自己成为中国历史上减免农民税款最多的皇帝。据统计，乾隆减免的农业税占乾隆朝财政总收入的7.57%。我国于2005年宣布免除全部农业税，其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例是1.7%。乾隆深深懂得贫富差距过大是社会动乱的源头，所以他采取了许多照顾底层民众的措施。除了免税救灾鼓励垦荒等措施外，乾隆皇帝在兴修水利工程、推广红薯、玉米等高产农作物、鼓励人口流动等方面都采取了相当卓有成效的措施。同时，乾隆是传统社会中救灾措施最为得力的统治者。

他对每件事的考虑，都是从“大清朝亿万斯年”这一大局出发，着眼于大清江山的永远巩固。因此，他要从内外两方面，尽可能彻底消灭威胁大清国家安全的任何因素。消灭皇室、亲贵、朋党、权臣、太监对皇权的威胁，不过只是他国家安全战略的一半，另一半，则是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外部环境。历代汉族帝王对周围的“四夷”，一贯抱有存而不论的蔑视心态。清代帝王却从来不这样想。他们本身就是起自“夷狄”，自身的边疆少数民族身份，使得他们能够以全新视角对待和处理边疆民族问题。他们知道，只有深入了解每个民族的历史、现状、内部关系，才能恰到好处地进行统权。为了成功处理边疆问题，清代前期帝王对少数民族历史、语言、风俗习惯都很感兴趣，乾隆皇帝则是杰出代表。他的维语、回语和藏语学到了什么程度现在无法具体考证，但蒙古语他确实达到了熟练应用的程度。乾隆十九年，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阿睦尔撒纳时，乾隆即“以蒙古语询其始末”，进行了长时间深入交流。

人们的普遍印象是乾隆比雍正仁慈，但实际上，乾隆朝对贪官的惩处远严厉于雍正朝。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乾隆二十三年，皇帝客服巨大阻力，颁布了“完脏不准减”等新例。不管你家里有多少钱，贪污白银只要满了一千两（相当于今天的20万人民币）即判处斩首，绝不宽贷。这一改革，使清王朝的惩贪力度上了一个台阶，使无数贪官人头落地，家破人亡。

乾隆对老百姓，有着对比鲜明的两副面孔：对于安分守己的“良民”，他“视如赤子”；而对于不守本分的“刁民”，他视如仇敌，必处之而后快。应该说，民众斗争的风起云涌是清王朝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表现。经济总量的扩大，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造成经济冲突和经济纠纷的日益增多。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民众的政治意识、权利意识也同步苏醒，社会上出现一些自发的维权组织，这本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现象，也是政治文明发展的难得契机。面对这种形势，乾隆的第一反应是恐惧。对于“刁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抗税抗租行为，他更是严厉打击，绝不手软。乾隆六年，户部宝泉局，也就是相当于今天财政部印钞厂的两千多名工人，因反对工头克扣工资，停炉罢工。步军统领衙门出兵弹压，工人们“俱登厂内土堆，抛砖掷瓦喊叫”，官兵竟向手无寸铁的工人施放鸟枪。事后，乾隆帝还因没杀几个人而嫌官兵镇压不力，朱批道：“办理殊怯亦！此等刁民，即枪伤一二人何妨”……乾隆的想法是,群众上访,得一级一级来,不能越级上访,更不能采取“聚集”、“闹事”等危险手段。他的理论是，“至该处百姓，如果追比负屈难申，应赴上司衙门控告，乃敢聚众赴署，纷纷殴闹，此风断不可长。”乾隆朝以前，清代统治者对于民间宗教首领和帮会首领也采取严厉打击政策，不过仅限于处以监禁之刑。乾隆却一改前例，查出即处死。乾隆朝的文字狱就是在乾隆对社会底层控制由松转紧，对底层民众态度由宽转严的背景下发生的。这是因为，乾隆对历朝农民起义的规律深有研究，社会底层最危险的人物就是“失意文人”。他多次提醒地方官员，要注意地方上的“失意文人”作乱。第二危险人物则是民间宗教传播者。民间宗教和秘密会所历来是农民起义的温床。从汉代以后，几乎所有大的农民起义，都有着民间宗教的背景。马基雅维利说：“令人畏惧比受人爱戴更安全”。对于极端珍视权力的乾隆来说，不让人掌握他的统治定式，是极为重要的事。使人们永远处于战战兢兢不知何时斧头落下的心理状态，是他既定的统治目标。为达到以上目的，他以文字狱牵头，在全国上下掀起了查办禁书的全民运动。在这样的蓄意吹求之下，全国各地诬告之风盛行。几乎大清帝国每个人都生活在不安全中：如果你识文断字，那么你随手涂鸦的几个字难免被人蓄意曲解的可能；即使你一字不识，你家的破筐烂柜里也保不齐有一两本祖上传下来的旧书，成为惹祸的源头。在风声鹤唳之下，每个家庭都进行自我检查，刨地三尺，消灭所有不安全的文字。文人学士再也不敢吟风咏月，甚至不敢再写日记，朝廷大臣之间都不敢相互通信。历史学家可以大致推算出通过修纂《四库全书》，清朝的官僚机构销毁了多少图书。而民间百姓自发销毁的文字数量却无法计算，应该说其数量绝对多于武英殿前字纸炉中焚毁的书籍。

中国历史上有禁戏传统。对于戏曲的威力，历代统治者均如临大敌。其原因，一是一演起戏来，观者如堵，容易“聚众闹事，通宵达旦，兴讼生盗”，影响社会治安，甚至酝酿社会动乱；二是戏曲这东西太容易打动人心，“近诱男女，远招匪类，长奸悔盗，败坏风俗”，影像“道德风化”。大清王朝是禁戏最为严格的一代。为了防止戏班子对某些正面历史人物进行恶搞，影响他们在观众心中的高大形象，朝廷规定，戏台上不许出现历代帝王、孔孟圣贤及忠臣烈士。乾隆把禁戏的重点，从禁地、禁规模、禁时间转移到审查、修改、禁止演出的内容。乾隆一朝，禁了大约三百出戏。乾隆皇帝不是禁戏第一人，却是“戏剧改革”工作的首创者。他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创造了剧本审查制度，要求各地方官详细审查收缴到的剧本有无需要改动之处，并汇报到皇帝处。皇帝组织了一批专家学者，对这些戏目中的违碍及不当之处进行一一修改。“戏改”工作按三个对头原则进行：一、思想感情对头，即对清王朝要怀有拥护钟爱之情，对少数民族不得存歧视污蔑之处。二、基本情节对头，人物身份和关系有轮次。扮演应使人信服、不可过分夸张。三、时代气息对头，不可乱用本朝服色。坚决纠正演员在着装、语言及整体风格方面低俗媚俗现象。乾隆为戏曲工作花费了这么大的心力。然而乾隆朝的戏曲发展却呈现出一种怪异的走势：既繁荣，又荒诞；既热闹，又单调。既豪华排场，又内容空洞。因此，这既是一个戏曲空前兴盛的时代，又是戏曲衰落的开端。专制统治者刻意制造的春天，最终无不会演变成严酷的冬天。

盛世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梦。生逢盛世，是每个人对时代的最大期望。“盛世”这个词是中国独有的。汉文化圈以外的史书中，找不出这两个字。无怪乎中国历史多灾多难，细细掂量，“盛世”这个词本身就蕴含着无奈——“盛”、“衰”相对。没有衰世作为背景，就没有盛世的美丽与灿烂。中国历史上，“盛世”两个字叫得最响亮的时代，往往是问题重重。因为“盛世”是传统王朝统治合法性的有力证明。历经暴力夺权后，一个政权就需要以“养民”、“牧民”的成绩来支持自己的合法性。而盛世的出现，当然是统治成绩的最佳证明。在一个王朝埋头开拓进取的过程中，统治者们并不会经常提起“盛世”二字，而是致力于发现和解决问题。汉代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中，从来没有帝王和大臣自夸为盛世。相反，那些底气不足的统治者却常把“盛世”挂在嘴边。宋高宗因动乱而幸得大宝，偷安一隅，大敌在侧，却无心进取。这种政绩，无论如何不与盛世沾边。然而宋高宗却常常自诩为“中兴”、“盛世”。在皇帝的鼓励下，大臣们称颂盛世之声铺天盖地，应接不暇。他们说皇帝“于皇睿明，运符中兴，绵于肃清，乾夷坤宁”。他们夸秦桧“心潜于圣，有孟轲命世之才；道至其君，负伊尹觉民之任”，“圣贤一出五百岁，开辟以来能几人”。这些当初精心撰写的谀辞，今天听起来只是讽刺。推开乾隆皇帝的“盛世”幕帘，看到的，是繁华背后的危机重重。对于这样的盛世，我们应有别样的理解。

                      （2009年11月7日《保定晚报 新闻周刊》之“读书”）

     

                                                                                                                                                                                                                                  
   这本散文集是今年读到的第二本严歌苓的书，上一本是小说《第九个寡妇》。记得当时读完小说，惊奇不已。第一，小说的文字出奇的精炼，情节延续丝毫不拖沓，仅凭感官很难判断是出自一名旅居海外的女子之手；第二，场景描写中很少使用副词和形容词，语句围绕名词和动词伸展，更显示出罕有的飒爽英姿；第三，小说描写的是“为了躲避无端迫害，寡居儿媳王葡萄在自家窑洞里藏匿公公长达30年之久”的奇异故事。明明是“仁者见仁，淫者见淫”的农村禁忌题材，但被严歌苓处理得极其圆润，一路读下来，只见“仁”不见“淫”。

如果说从《第九个寡妇》中读到了严歌苓的精炼与飒爽，而从《波西米亚楼》里却读到了她的柔情与温润。这款“感官反差”的造成，也许与她的经历有关：她曾当过兵，所以在调控故事情节上显示出军人的干练。同时，她是一名嫁给美国外交官的中国女子，所以在宣泄内心的散文里显现出了她的雌性底蕴。整部散文集以“波西米亚楼”、“非洲札记”、“苓茏心雨”等章节组成。“波西米亚楼”里主要记述了作者在美国的求学经历和对父母那段充满遗憾的婚姻进行的回忆性文字；“非洲札记”则是作者陪同外交官丈夫派驻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时的见闻札记；而“苓茏心雨”则由几篇学术性比较强的篇幅组成。

小说和散文，对写者的要求显然不同。写小说如同建造楼房，先得画图纸（确定故事提纲），备原材料（搜集素材），再进行施工（开始写作），完工后进行验收（修改、润色）。它是一项系统工程，建造者（写作者）必须具备大局意识（对情节演进的整体把控）和调控能力（小说的表现手法）。小说作者如同施工现场的总指挥，项目的演进都在他的督导之下；而写散文更像是孩童的积木游戏，是的，也是在搭建楼房，但它更随性，更自我，对宏观把控能力的要求并不高，反而更注重细节的雕琢功底；如果说，小说是构造出来的，那么散文应是搭建起来的，或者是流淌出来的——从作者的内心流至笔端，并跃然纸上。

小说里显现出严歌苓的雄性气概，宏观、精炼、爽朗；而在散文里却流露出她的雌性魅力，细腻、精致、温润，尤其在《母亲与小鱼》里。《母亲与小鱼》是整部书里我最喜欢的散文，是在凌晨1点多的旅馆里，让我泪流满面的文字……

                                                                                        
             （《波西米亚楼》，严歌苓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定价25元）
             
                       （2009年11月27日《保定晚报 时尚周刊》）

                                                                                                         
     “在专栏精英化的时代，深刻并不稀缺，深刻且好看才更为难得，刘瑜润物无声的写作无疑已达到此境界。”《南方周末》年度致敬评语，一语中的，精确地概括了刘瑜的文风。在《民主的细节》（刘瑜著，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6月第一版）里，她摈弃令普通读者眩晕、具有卖弄学识嫌疑的那些专业术语和冗长絮叨，采用简洁爽朗的文字，从细节入手，深入浅出地剖析了美国政治生活的深层结构和运转模式。

             正如作者所言：“2000年去美国，2007年离开，期间在哥大、哈佛两所大学学习过。但是在此期间我从中受益最多的却不是这两所大学，而是第三所大学：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动态本身。”截然不同的制度、文化、语言背景，使很多中国人很难彻底融入美国社会，但是，这个障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却可能是好事：它有益于“外来者”保持观察美国社会时的新鲜感。作者在书中例举剖析的新鲜经历有：美国的电视节目天天以骂总统为乐，“涮总统”竟然是经久不衰的热门节目；不顾背负“卖国贼”的恶名，美国前司法部长跑去为萨达姆做辩护律师；老百姓自发掏钱买偏贵的咖啡以支持巴西咖啡农；美国人至今还在谴责30多年前的“窃听总统”尼克松；美国首富巴菲特抱怨自己的收入税交得太少了……等诸多对国人来说“不可思议”的事情竟以“常态的方式”发生在了作者的周遭。对此，刘瑜没有停留在Culture shock的浅层震撼里，而是，在细致观察的基础上，借助已有的社会学分析方法，有理有据地推导出了发生以上“异常情景”的深层缘由：政治制度的制衡原理。她分析道：“美国宪法之所以经受200多年的考验仍然不过时，就在于‘平民自治’精神在为民主制度提供活力，而‘精英治国’精神在政治互动中提炼理性。‘权利底线’精神为权利的不断扩张提供了基础，而‘充分制衡’精神使任何权利的扩张不至于转变成专断的权利。”

     这本“从事件细节入手”的时评文集，摆脱“宏大叙事手法”惯有的“空洞乏味”的窘境，真切显现了事件本身的深层体温，读来清爽无比，为读者带来了诸多醍醐灌顶式的惊醒。

                        （2009年9月11日《保定晚报》之“时尚生活”）

  

                                                                                                                                                                                                                                  
         他本人很讨厌被标签化，反讽的是，他的这款讨厌却成了他的另一个标签；他“半路出家”成为职业赛车手，短短几年拿下年度总冠军；他从不遮掩自己对物质的追求，并把这款赤裸的追求与爱好和梦想巧妙地捆绑在一起，以“梦”为马、以“好”为缰、以“金”为鞍，成为了“赛道上的鲁迅”；他关心社会热点，关心政治民生，以博客为窗口，积极参与热点问题的讨论，有时被冠以“意见领袖”，有时被斥之为“汉奸叛徒”，但他人的褒与贬丝毫不影响他的情绪，更不会影响博客点击量。他把自己的冷静解释为“作为赛车手的基本素质”；他高二辍学，出版小说，一发不可收拾，以每年一两本的进度频繁出书，且每本都能进入销售排行……很难定义他的身份：畅销书作家，赛车手，歌者，意见领袖，再加上新晋头衔，杂志主编。他就是韩寒，追逐风速的赛车手，心怀坦荡的观察者，笑脸旁观的嘲弄者。
　　
　　追读他的小说，从《三重门》到《一座城池》再到《他的国》，标题的疆域不断在扩大（门—城—国），但主题如旧，一直围绕“懵懂青春的混沌状态”开展叙述。他的小说不以“情节演进”取胜，而以“闪亮的语句”激发读者的阅读欲望。难怪，好多人评论说，韩寒的杂文写的比小说好。
　　
　　黑色封面的《草》（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6月出版，定价25元）与前些年出版的白色封面的《毒》放在一起，结为“黑白双煞”，连读，成为“毒草”。摘录小说精彩段落的这两本精选集，在我看来比原著小说耐读多了。睿智、犀利、逗趣、警醒…..在他杂文中显现的各色文风都集中降落在这两本书里，让人欲罢不能。他在自序中说道：“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我们发现，往往被定义为毒草的才是最美好的事物。毒草激励着我们进步，成为毒草，往往是作为一个作家最大的荣誉。”浸透各类“毒素”的这本书里，对大学教育、高考作文、现代诗、脆弱的国民心理……等的点评最为精彩，竟带来醍醐灌顶式的酣畅。
　　
　　爱情的交战中，不希望闻到“香水有毒”，但文字世界里我们却盼望着“劲草有毒”……
　　
　　 (2009年8月15日《保定晚报 新闻周刊》之《读书》）
　　

                                                                                                              
   《心经》，让我心惊。不是因为它的题材（亲生父女之间具有乱伦嫌疑的情爱纠葛），也不是因为作者调遣故事情节的精心设局和步步为营，而是觉得，这样的题材，不应由23岁的年龄去触碰！而张爱玲不但碰了，碰得还那么漫不经心，竟显出“不过如此”的坦然心境。虽说想象是作者的翅膀，有了它，可在文字世界里任由翱翔，但，再坚硬的翅膀顶多凑为右翼，想要翱翔还需另侧的左翼去支撑、去平衡。右翼是想象，而左翼，则是阅历。省掉阅历这层轻纱，仅凭想象，张爱玲就已洞察到华丽旗袍下的满目苍凉，用清冷的笔调道出了“爱与欲”的层叠重合（或貌合神离）。不由我心起惊疑，再起敬意。

直到读完《小团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之前的所有惊疑才慢慢化解。前几章犹如迷宫，无序的人物出场、繁乱的细节雕琢、主角的突兀自语……等，都障碍着我的阅读情绪，直到邵之雍出现后，才峰回路转地好读起来。“这是一个爱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1976年4月22日，张爱玲给挚交宋淇夫妇的信中这样描述《小团圆》。在信中，她从不回避，邵之雍就是写胡兰成，而盛九莉的故事，正是“自己来揭发的好”。张爱玲说：“女人对男人的爱，是带有崇拜性的”。所以《心经》里亲生父女之间具有乱伦嫌疑的情爱纠葛，她可用“不过如此”的心境去坦然着墨，因为，那种爱，只是女儿对父亲崇拜的产物；所以，因“她狂热的喜欢他一向产量惊人的散文”，“他走后一烟灰盘的烟蒂，她都捡了起来，收在旧信封里”， “他迎上来吻她，她直溜下去跪在他跟前抱着他的腿，脸贴在他腿上”……最诡异的是，张爱玲的小说虚拟人物和周遭的现实人物都奇迹般地团圆在这本小说里，依次出场、依次退隐，各色人物挤满了舞台。

没看《小团圆》前，对张爱玲匪夷所思的想象能力惊疑四起。看完后才发现，她的生长环境早已把厚重的阅历凿入她的血液，不用她去过分依赖想象，从周遭信手拈来的情景，稍微润饰，便可造就出充满奇异的故事。右翼是想象，而左翼，则是阅历。她是一只双翼齐坚的奇鸟。

                      （2009年7月4日《保定晚报 新闻周刊》之“读书”）

 

                                                                                                                                                                                                                                   
   文字也有它自己的习性。张爱玲的文字冒着一团刚从墓室爬出的阴气，苍凉、阴湿、孤寂，略带一丝鬼魅。记得有天晚上独自卧读她的《心经》，读到一半一股浓密的寒意冒上心头，不敢续读，赶紧合上书页。那时的她才23岁，但笔下流出的却是与年龄不符的彻骨寒意，是同龄女孩绝不敢触碰的题材：女儿对父亲产生了具有乱伦嫌疑的爱慕之情，母亲在一旁，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张爱玲喜欢穿华丽的旗袍，但在里面却爬满了吸血的虱子。柔嫩的心灵千万别碰她的文字，陷进去就会找不着出口，毕竟，受虐也是会上瘾的；而黄永玉的文字却挂满了阳光，永远欢腾、永远嬉笑，就算经历文革的困苦，他也是笑眯眯地一笔带过：“苦难，就是一碗汤里加了把盐”。很喜欢他的《比我老的老头》。除却“有意遮蔽时代悲惨一面”的不足，黄老的文字灵气毕现，一路读来酣畅淋漓，“阅读”成了活生生的“悦读”。

张爱玲用文字标出了“苍凉”的刻度；黄永玉用文字展现了“灵气”的本貌。他俩一阴一阳：张爱玲是阴郁的，至少她的文字散出阴郁的气息；黄永玉是逍遥的，至少他在文字里逍遥自在。文如其人，有时是，有时未必。但无法触及作者鲜活的生命个体的现有局限下，我们只好通过他们的文字，穿越时间与空间的藩篱，却窥视他们的内心、她们的身影。

这两天一直在出差，一直在路上。颠簸的大巴上捧着冯唐的《活着活着就老了》（万卷出版公司2008年3月出版），我读着读着就笑了，还是放肆的大笑，惹得旁坐的纷纷侧目。有些文字是涓涓泉水般“流出”来的，缓慢、精细、温吞，适合独自卧读、细细品味，如沈从文的《边城》；有些文字是侠客手中的暗剑般“飞出”来的，生猛、精准、带劲儿，适合与人分享、用于酣畅，如韩寒的杂文。但冯唐的文字有点特别。他的文字是一句一句地“蹦出”来的。在阅读他的文字时，我禁不住会去想象，写就那些动感十足的字句时作者的那份爽劲儿，犹如闯进游乐园的孩童般万分欣喜、万分纵情。

这本随笔集由“那些书”、“那些人”、“那些事儿”、“那些地儿”等章卷组成，把作者眼中值得一提的“书、人、事儿、地儿”等元素糅合在一起，用动感的文字呈现在读者面前。作者活着活着就老了，我读着读着就笑了，但这款笑的寿命很短——挥一挥衣袖，没留下一片云彩。有阅读快感的动感文字适合泛读，但不值得咀嚼，轻薄有余，但不够厚重。如在轻松的味精上配点凝重的盐，将会是一碗鲜美的汤，值得回味的汤。但冯唐在文字里放入了太多的味精，太追逐阅读的快感，反而消弱了经典文字所追求的凝重感。这成了一丝隐隐的缺憾。不过，这毕竟是他的文字，就算是轻薄也是他自己的选择，旁人无权干涉。毕竟，对于具有青春气息的文字来说，撒欢是一种美德。而冯唐在文字的世界里一直尽情地撒欢着……

  （2009年4月11日《保定晚报 新闻周刊》之“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