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经》，让我心惊。不是因为它的题材（亲生父女之间具有乱伦嫌疑的情爱纠葛），也不是因为作者调遣故事情节的精心设局和步步为营，而是觉得，这样的题材，不应由23岁的年龄去触碰！而张爱玲不但碰了，碰得还那么漫不经心，竟显出“不过如此”的坦然心境。虽说想象是作者的翅膀，有了它，可在文字世界里任由翱翔，但，再坚硬的翅膀顶多凑为右翼，想要翱翔还需另侧的左翼去支撑、去平衡。右翼是想象，而左翼，则是阅历。省掉阅历这层轻纱，仅凭想象，张爱玲就已洞察到华丽旗袍下的满目苍凉，用清冷的笔调道出了“爱与欲”的层叠重合（或貌合神离）。不由我心起惊疑，再起敬意。

直到读完《小团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之前的所有惊疑才慢慢化解。前几章犹如迷宫，无序的人物出场、繁乱的细节雕琢、主角的突兀自语……等，都障碍着我的阅读情绪，直到邵之雍出现后，才峰回路转地好读起来。“这是一个爱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1976年4月22日，张爱玲给挚交宋淇夫妇的信中这样描述《小团圆》。在信中，她从不回避，邵之雍就是写胡兰成，而盛九莉的故事，正是“自己来揭发的好”。张爱玲说：“女人对男人的爱，是带有崇拜性的”。所以《心经》里亲生父女之间具有乱伦嫌疑的情爱纠葛，她可用“不过如此”的心境去坦然着墨，因为，那种爱，只是女儿对父亲崇拜的产物；所以，因“她狂热的喜欢他一向产量惊人的散文”，“他走后一烟灰盘的烟蒂，她都捡了起来，收在旧信封里”， “他迎上来吻她，她直溜下去跪在他跟前抱着他的腿，脸贴在他腿上”……最诡异的是，张爱玲的小说虚拟人物和周遭的现实人物都奇迹般地团圆在这本小说里，依次出场、依次退隐，各色人物挤满了舞台。

没看《小团圆》前，对张爱玲匪夷所思的想象能力惊疑四起。看完后才发现，她的生长环境早已把厚重的阅历凿入她的血液，不用她去过分依赖想象，从周遭信手拈来的情景，稍微润饰，便可造就出充满奇异的故事。右翼是想象，而左翼，则是阅历。她是一只双翼齐坚的奇鸟。

                      （2009年7月4日《保定晚报 新闻周刊》之“读书”）

 

                                                                                                                                                                                                                                   
   文字也有它自己的习性。张爱玲的文字冒着一团刚从墓室爬出的阴气，苍凉、阴湿、孤寂，略带一丝鬼魅。记得有天晚上独自卧读她的《心经》，读到一半一股浓密的寒意冒上心头，不敢续读，赶紧合上书页。那时的她才23岁，但笔下流出的却是与年龄不符的彻骨寒意，是同龄女孩绝不敢触碰的题材：女儿对父亲产生了具有乱伦嫌疑的爱慕之情，母亲在一旁，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张爱玲喜欢穿华丽的旗袍，但在里面却爬满了吸血的虱子。柔嫩的心灵千万别碰她的文字，陷进去就会找不着出口，毕竟，受虐也是会上瘾的；而黄永玉的文字却挂满了阳光，永远欢腾、永远嬉笑，就算经历文革的困苦，他也是笑眯眯地一笔带过：“苦难，就是一碗汤里加了把盐”。很喜欢他的《比我老的老头》。除却“有意遮蔽时代悲惨一面”的不足，黄老的文字灵气毕现，一路读来酣畅淋漓，“阅读”成了活生生的“悦读”。

张爱玲用文字标出了“苍凉”的刻度；黄永玉用文字展现了“灵气”的本貌。他俩一阴一阳：张爱玲是阴郁的，至少她的文字散出阴郁的气息；黄永玉是逍遥的，至少他在文字里逍遥自在。文如其人，有时是，有时未必。但无法触及作者鲜活的生命个体的现有局限下，我们只好通过他们的文字，穿越时间与空间的藩篱，却窥视他们的内心、她们的身影。

这两天一直在出差，一直在路上。颠簸的大巴上捧着冯唐的《活着活着就老了》（万卷出版公司2008年3月出版），我读着读着就笑了，还是放肆的大笑，惹得旁坐的纷纷侧目。有些文字是涓涓泉水般“流出”来的，缓慢、精细、温吞，适合独自卧读、细细品味，如沈从文的《边城》；有些文字是侠客手中的暗剑般“飞出”来的，生猛、精准、带劲儿，适合与人分享、用于酣畅，如韩寒的杂文。但冯唐的文字有点特别。他的文字是一句一句地“蹦出”来的。在阅读他的文字时，我禁不住会去想象，写就那些动感十足的字句时作者的那份爽劲儿，犹如闯进游乐园的孩童般万分欣喜、万分纵情。

这本随笔集由“那些书”、“那些人”、“那些事儿”、“那些地儿”等章卷组成，把作者眼中值得一提的“书、人、事儿、地儿”等元素糅合在一起，用动感的文字呈现在读者面前。作者活着活着就老了，我读着读着就笑了，但这款笑的寿命很短——挥一挥衣袖，没留下一片云彩。有阅读快感的动感文字适合泛读，但不值得咀嚼，轻薄有余，但不够厚重。如在轻松的味精上配点凝重的盐，将会是一碗鲜美的汤，值得回味的汤。但冯唐在文字里放入了太多的味精，太追逐阅读的快感，反而消弱了经典文字所追求的凝重感。这成了一丝隐隐的缺憾。不过，这毕竟是他的文字，就算是轻薄也是他自己的选择，旁人无权干涉。毕竟，对于具有青春气息的文字来说，撒欢是一种美德。而冯唐在文字的世界里一直尽情地撒欢着……

  （2009年4月11日《保定晚报 新闻周刊》之“读书”）

                                                                                                                                                                                                                                     
  两条河流从各自的源头出发，漫无目的地流浪着，有时欢腾，有时平缓。最终，它俩在海边汇合，欣喜地把彼此拥入怀中，一同跃进了大海；两个女孩从各自的村庄起步，沿着命运的轨迹潜行着，有时欢喜，有时阴郁。最终，她俩汇合在同一屋檐下，无奈地拥入一个年迈的鞋匠的怀抱中，成了他的妻子，第二任和第三任妻子。她们是玛丽雅姆和莱拉，生活在阿富汗的两个女孩。阿富汗是一个充满战争与动荡的国度，一个以《古兰经》为最高行为准则的国度，同时，按照伊斯兰教义，一个男人同时可娶四个妻子的国度。

    玛丽雅姆五岁那年第一次听到“哈拉米”这个词。通过母亲娜娜的咒骂，她揣测，“哈拉米”应该是一种人们不想要的东西，是一个不被法律承认的人，永远不能合法地享受其他人所拥有的东西，诸如爱情、亲人、家庭、认可，等等。娜娜说，玛丽雅姆就是“哈拉米”。一些年后，玛丽雅姆才知道“哈拉米”的真正意思是：私生子。玛丽雅姆和娜娜相依为命，住在村外偏僻的小屋子里，离群索居着。每星期四扎里勒会笑眯眯地带着礼物来看母女俩，那天会成为玛丽雅姆的圣日，是值得期盼一周、回味一周的圣日。扎里勒是当地屈指可数的富人，是玛丽雅姆血缘上的父亲，而非法律上的。他有三个妻子和十个子女，十个合法的子女。当然，如果把“哈拉米”玛丽雅姆算上的话，他其实有十一个子女。玛丽雅姆一个人的时候喜欢摆弄石头。她拿出十块石头摆成三列，分别代表父亲的三位合法妻子生育的十个孩子。之后，再摆上第四列。孤独的第十一块石头。

    莱拉的出身与玛丽雅姆截然不同。她生长在知识分子家庭。他父亲是教师，至少在战乱之前是教师。莱拉的童年并不孤独，她有两个好姐妹，一起上学，一起嬉戏，一起幻想着未来。她还有两个哥哥，两个加入圣战组织的哥哥。还有瘸腿男孩，她的青梅竹马的情人，塔里克。父亲喜欢书，也喜欢郊游，曾带着莱拉和塔里克观赏过具有1500年历史的巴米扬大佛。但是，当战争来临，一切被摧毁了。两个哥哥战死沙场；母亲因痛失儿子而抑郁寡欢，整日缩在床上；父亲失去了教师职业；连巴米扬大佛也被塔利班组织炸毁了；而此时，为了躲避战乱，塔里克要随家人远走他乡……世界上又多了块孤独的石头。

    如果说《追风筝的人》描写的是两个男孩的成长经历，那么作者的《灿烂千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卡勒德·胡塞尼 著，李继宏译）则围绕两个女孩展开了叙述。正如作者所言：“2003年，重返喀布尔。我看到穿着传统蒙面服饰的女性三三两两走在街头，后面尾随着衣着破烂的孩子，乞求着路人施舍零钱。那一刻，我很想知道，生命已将她们带往何处？她们会有怎样的梦想、希望与渴望？她们谈过恋爱吗？丈夫是怎样的人？在蔓延阿富汗三十年的战争岁月中，她们究竟失去了什么？”这部小说以玛丽雅姆和莱拉的命运轨迹为两条主轴，揭示了近30年来阿富汗女性的生存现状。

    山上的石头，天生棱角。但，一旦跳入生活的河流，随着岁月的冲刷，它们终将失去棱角，成为圆滑的鹅卵石。如果说玛丽雅姆和莱拉都曾是孤独的石头，那么，她俩面对“岁月的冲洗”的态度却截然不同：揭开父亲扎里勒的伪善面具后，失望之极的玛丽雅姆仓惶地嫁给了鞋匠拉希德。因无法怀孕，面对拉希德的凌辱、欺压，她默默忍受着，没有一丝的反抗；为了遮蔽未婚先孕的窘境，莱拉匆忙地嫁给了鞋匠拉希德。但她对拉希德的凌辱、欺压，毅然反抗，并试图逃离……玛丽雅姆被动地接受岁月的冲刷，继续演绎着石块的孤独；而莱拉积极地回应着岁月的欺凌，避免身上的棱角被“惨状”磨掉。我想，那些棱角，就是她俩儿时的梦想，对未来充满激情的炙热梦想吧！不过在莱拉的召唤、启迪下，玛丽雅姆终究举起铁铲砸向拉希德的头部……

                                                                                                                                                                                                                                   
    照片上的聂华苓一直在笑，有时是浅浅的微笑，有时是娇嗔的甜笑，有时是放肆的狂笑。从1930年到1991年，从懵懂的童年一直到“白发苍苍的小女孩”，她一直在笑。只有一段时间是特例，照片上的她，脸上布满了阴郁。读与照片对应的文字，得知那是1960年9月4日前后。愁容的原由，是因她所供职的《自由中国》杂志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一事。

该杂志于1949年在台北创办，胡适担任发行人，雷震和殷海光是主要编辑，而聂华苓是编委成员，负责文艺板块。创办初期，该杂志与蒋介石关系良好，立场亦倾向拥蒋。但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蒋介石终获美国支持，原本任用自由派人士改善政府形象、争取美援的必要性大减；加上国民党实施“党改造”后，强权政治体制逐渐成形、巩固。党内的自由派政治人物由于不满蒋的政策，纷纷离开权力核心。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中国》的方向和风格也逐渐改变，从批判共产主义转向检讨台湾内部问题，及批评国民党政府政策弊病，而和执政当局关系逐渐恶化。从1957年7月起，《自由中国》更以“今日问题”为总标题，连续发表十五篇社论，提出反攻无望论，指出蒋政府藉反攻大陆神话而一党独大，为所欲为。1959年3月，胡适撰写〈自由与容忍〉一文，表达“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甚至主张台湾必须出现一个反对党，以适度给予执政党压力制衡。1959年6月起，《自由中国》亦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反对蒋介石寻求总统三连任动作。1960年，《自由中国》发表七论反对党的文章，宣称：“民主政治是今天的普遍要求，但没有健全的政党政治就不会有健全的民主，没有强大的反对党也不会有健全的政党政治”。在这种情况下，雷震开始多方奔走，试图结合台湾本土的政治人物，共同组成一个反对党。6月26日，雷宣布李万居、高玉树、雷震3人为新党发言人；雷震、李万居、夏涛声等17人为召集委员，由雷任新党秘书长。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中国》编辑群的举动逐渐进逼至国民党当局的禁忌，国民党三大党报《中央日报》、《中华日报》、《新生报》于是对雷震等人予以反击，宣称组建新党是配合中共“统战政策”、“造成台湾混乱”、“企图颠覆政府阴谋”。雷震终于在1960年9月4日遭到逮捕，为其罪名是“包庇匪谍”，10月8日宣判当天，蒋介石明确指示雷震的“刑期不得少于十年”，“覆判不能变更初审判决”。最终，雷震以“煽动叛乱罪”被判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七年。由他主持的《自由中国》杂志亦遭到停刊。

除了以上特殊苦难时期，聂华苓在《三生影像》（三联书店2008年6月出版，定价49元）中一直在笑，尤其与PAUL结合之后。她的笑不仅呈现在各个时期的照片上，也浮现于对过往历史的追忆中。这本自传体的回忆录，分“故园”、“绿岛小夜曲”、“红楼情事”等三部分。分别对应作者的三款“前世今生”——大陆、台湾、美国的爱荷华——这也是书名的由来。在大陆生长，度过了懵懂的童年，遭遇了国难家变；在台湾参与《自由中国》杂志的编创，结识胡适、雷震、殷海光等思想界先驱；在美国爱荷华与丈夫PAUL创办“国际写作计划”，邀约世界各地的作家来爱荷华进行文学创作和艺术教学。

《三生影像》的书后附录了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与“作家工作坊”邀请过的中文作家名单，分别是艾青、丁玲、萧乾、吴祖光、张贤亮、冯骥才、王蒙、余光中、白先勇、汪曾祺、阿城、北岛、王安忆、残雪、苏童等共计101人，几乎囊括了现、当代各个时期的所有华文作家。因曾与雷震、殷海光、胡适、柏杨、沈从文、艾青等著名的文化领袖一起共事，或者近距离接触过，作者对这些人的描写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读者通过文字，可侧面了解那一代文人的日常面貌。

在我粗浅的印象中，胡适和沈从文（还有聂华苓）都喜欢笑，那种浅浅的微笑。他们都经历过来自政局的压困、来自职业选择的彷徨，最终，他们面带微笑，无可奈何地接受了无可奈何的现实。我想，对他们来说，微笑是一把刀，一把锋利而温柔的刀。他们用微笑，温柔地刺破了命运的迷雾……

 

     几年前粉丝还是一种食品，而非一类人群。有粉丝，与之对应的，就会有偶像。                                       
                                       
     如把神话图腾也算作“偶像”范畴的话，那么，人类历史的文明进程，就是“让偶像走下神坛的过程”。依据其身上的“神性”的褪减次序，我们可把偶像的演进过程分成三个阶段：第一批偶像是上古时期的黄帝、炎帝等具有半神半人特点的神话人物。他们因“与生俱来的超自然能力”被族人当作首领、被后人当作祖先来膜拜。虽然这些神话人物的历史事迹不可考，但他们一直以图腾的形式延续至今，影响力逐渐在淡化，但还没有消失，且很难消失；第二批偶像始于夏、商。那时的人们有意（或无意）地认为，人群中必有一部分人是上天赐予的高贵血统，他们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技能，在他们的领导下人们可以生活得更加美好。在这信念的支撑下，人们把自己本应拥有的自主权让渡给所倾慕的偶像，主动接受了这些偶像的统领。这批偶像很自然地成为部落的首领，成为将左右人类历史的“国王、皇上、首相、总统、国家主席”的雏形。这类制造偶像的制度一直延续至今，且影响及其深远；第三批偶像的出现时间很难考证。他们以出众的才华吸引“粉丝”的膜拜，而不是其身上的“神性”或者“上天赐予的高贵血统”，如，唐朝的是诗人、宋朝的词人、后来的歌星和影星…..打量这三批偶像，可发现一条演进规律：他们身上的“神性”逐渐在淡化，而“人性”在逐渐凸显。如把这个演进过程看做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归根结底，它本质上就是“常识的回归过程”。依据维基百科的解释，常识有两个意思，一是英语“Common Sense”的翻译，指与生俱来、毌须特别学习的判断能力，或是众人皆知、无须解释或加以论证的知识；另一意思是指对一个理性的人来说是合理的知识，即“日常知识”。

那么，众人皆知的“日常常识”有哪些，或者，哪些不是众人皆知的“日常常识”呢？

如把眼光挪移到“大跃进”时期，亩产稻谷4万多斤（1958年8月26日，四川省郫县犀浦乡第一农业社曾验收上报平均亩产稻谷45217斤，超过了当地水稻正常单位面积产量的77－88倍）肯定不是常识；如把眼光挪移到当今的中国，食品里放毒（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肯定也不是常识……

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梁文道先生的《常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定价38元）以温润的语调拨开世间的凡尘浓雾，用清晰演进的逻辑推理把“隐藏在事件背后的常识”呈现在了读者面前。该书分为“理解当代中国的七十张关键切片”和“窥视世界的局部角度”两部分，是作者发表在《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明报》等纸媒和发表在牛博网等网媒上的时评文集。

时评，是常识的文字罗列，是作者对某一社会事件的观点汇集。而大众对某一社会事件的关注程度具有很高的时效性，再轰动的新闻也有黯淡失色的一天。如作者所言：“只有一种情况能使时事评论不朽，那就是你说的那些事老是重复出现。几年前发生过矿难，评论家费煞苦心地分析它的成因，推介善后的处置，指出杜绝它再度发生的方法。结果它不只没有消失，反而更加频密地发生。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志趣；江山不幸诗家幸。”
   
     为了避免“江山不幸诗家幸”的悲哀，如果常识真能以常识的姿态示人，而不是那些具有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的独门绝技，那将会是何等美好的幸事啊！

      （2009年5月23日《保定晚报 新闻周刊》之“读书”）

 

                                                                                                                                                                                                                               
   若把艺术创作者比作田径运动员，他们两条腿跑步，右腿是野心，左腿则是才华。只有在两条腿长度相宜的情况下，运动员才能创造出骄人的佳绩，才能顺畅抵达终点，才能温暖地跑进读者的心中。十分野心匹配上十分才华，陈凯歌呈现过神来一笔的《霸王别姬》；然而，十分野心配上四分才华，他也曾捧出过遭人诟病的《无极》——偌大的野心最好匹配上等量的才华。如野心盖过才华，行者成为跛足，行路难，难于上青天——十分野心匹配十分才华，再以“年仅18岁”为底色，韩寒的《三重门》以横空出世的姿态倾倒无数读者，成为值得咀嚼的文学惊案；然而，十分野心遇见七分才华，《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1月出版，定价25元）虽在段落中偶遇闪亮，但总体感觉还是不如当年。

      追读韩寒的小说，从《三重门》一直追读到新近出版的《他的国》，书的疆域在不断扩大（门—城—国），但主角的年龄及身份却定格了，定格在懵懂的青春，定格在怀才不遇的混沌中。书中，左小龙守着亭林镇废弃的雕塑园，整日骑着心爱的摩托车晃荡着，无为，却无所不为。他喜欢在浓雾中飙车，喜欢追风的感觉，幻想过骑着摩托车穿越亭林镇的大小街道，沿着318国道一直前行，最终抵达西藏的友谊桥；他结识了“纯情且早慧”的泥巴，一个喜欢画画的女孩。泥巴很喜欢他，但他对泥巴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喜欢，但仅仅是喜欢，没爱起来。他觉得自己爱的是黄莹，一个喜欢唱歌的女孩。但黄莹没看上稚气未脱的左小龙；一个男人一生会爱上两个女人，一个纯情，另一个风骚。泥巴属于前者，而黄莹是后者。书的结尾预示，左小龙最终选择的，是纯情的泥巴。

      读这本小说确实能满足阅读的快感（或叫口腔快感），但仅限于此。书中，作者穿插了许多暗讽和揶揄，用巧妙的语句揭露政府官员的各类丑态，用魔幻手法对环境污染提出了深邃的警醒。可以看出，作者规划故事梗概时的企图是宏大的，试图用轻松的语调捎带出凝重的话题，但因故事情节的单薄演进和人物性格的浅显刻画，以上意图未能呈现的淋漓尽致，读后竟萌生出“十分野心遇见七分才华”的惋惜。

      韩寒的文字很特别。那些文字貌似不是作者苦心经营、深思熟虑的产物，而是灵感迸发后从作者笔端流出的液体，带着俏皮、狡黠和智慧的光芒。路漫漫其修远兮，好在他很年轻，路在脚下，路在笔端！

     （2009年2月21日《保定晚报》之“读书”）

　                                                                                                                                                                                                                               
       我没见过死者，也没当过死亡的旁观者。死亡，总觉得离我太遥远。但我知道，它正一步步地逼近着我，活一天，离死亡就近一天。大多数情况下，活着的人是无暇顾及死亡的，因为我们太忙了——看起来忙着活，其实是在忙着死。柳叶刀是手术刀，用来剖开身体的病灶，或者用来切除病变器官，它锋利、冰冷，散发着专注而冷静的寒光，就算是在麻醉状态下，人体也会本能地惧怕它。因为，疼。但我们常常会忘记，这短暂的疼，是为了消除长久的痛。“柳叶刀”是一名老军医的笔名，从事过妇产科、内科、门诊急诊、肿瘤科，曾经好长一段时间归属野战医院，参加过自卫反击战，目睹过太多的死亡。30年后的某一天她提起笔，把经历过的关于死亡的记忆一一写出来，结集出版，书名叫《我的生死记忆》。

　　她说写这些的目的是，一个是怀念那些死去的人，另一个则是想让儿子明白生的不易。以一名老军医的身份去参与挽回生命的救援行动，或者无可奈何地旁观死亡，是作者挥之不去的生死记忆，也是本书的主体脉络；以冷静的视角和清爽的笔墨去复原那些逝去的鲜活生命，并让生者知晓生命本色的可贵与厚重，是作者隐性的企盼，也是落笔书写的终极意图。书中记载的大多是故去的人。有的含冤而去，死不瞑目；有的笑迎死神，坦然地挥别亲人；有的重如泰山地活了一辈子，死的时候却如鸿毛般轻飘飘；有的人苟且了一生，临终时却毅然庄重……“生是偶然的，死是必然的”，作者用貌似冰冷的故事道出了生命的温热实质：生命的偶然性，凸显着它的珍贵；死亡的必然性，召唤着人们对它的豁然面对。

　　不愧是医生出身，作者的文字干净利索，不拖拉、不扭捏，善用口语话的短句，对动词和形容词的使用出其不意，常令读者拍案称绝。她形容大眼睛：“眼睛大得可以看到天空的倒影”；她写村庄与枫树：“村子让枫树肆无忌惮地盖住了。”她写海：“海就像爱情一样，可爱、可怕。”写饥饿：“刺刀扎馒头的滋味。”

　　有人认为，柳叶刀的文字太冷，让人生畏。也有人认为，冷透了，便是温暖。我倒是觉得：不管冷热，她用刀锋般的文字剖开生命的硬壳，向读者展示了它的温度，冷的和热的。

       （2009年1月23日《承德晚报》之“阅读空间”）

                                                                                                                                                                                                                                      
    仅从阅读快感的角度去考量的话，这本小说的嚼头并不大。但该书作者的名声实在是太响了，响亮得已到了无法回避其作品的程度。在他响亮头衔的“淫威”下，我耐着性子读完了这本犹如梦境般支离破碎的故事。本书作者勒克莱齐奥是法国读者心目中“在世的最伟大的法语作家之一”。同时，他也是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而本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评选的2006年“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之一。

故事是在“地上的天国”坎波斯发生的。坎波斯是作者在一块桌布上创造出来的“想象的国度”：在坎波斯，小孩不用上学，因为到处是他们的学校。不论任何时候，不管白天黑夜，他们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事，都是他们的学校。在坎波斯，没有劳动，也没有娱乐。在这里，上课就是聊天、听故事、做梦、看云。他们也要学习，但不是在书本、图片里，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学习；坎波斯人有一套独特的认知体系。是真是假对坎波斯人来说都是一样的。他们不只把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当做真实的。他们认为，静止的东西就在那儿，但它们会变，一旦上了人类的舌头，它们就不再是同样的东西了。坎波斯的规矩是，从不谈论未来；在这里，人们使用自己独特的语言——埃尔门语。在埃尔门语里，大家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可以随意改造词语，也可以借用别人的语言。这种语言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可以说，还能唱，能喊，能用来做语言游戏。有时候，你只是想做出一些声音来笑，来模仿。你可以改变词语的顺序，可以变调，可以在一个词中插入其他词组的一部分，你可以模拟人声的抑扬顿挫，自然界的风雨雷电，鸟啼虫鸣，狗在夜晚的歌唱声。坎波斯之外的人都听不懂埃尔门语，他们人为只有婴儿才会用那样的语言去表达。而坎波斯人却人为，人类使用语言，主要是用来说谎的，而婴儿的语言可以避免谎言；在坎波斯，人们最重要的集体活动，便是仰望星空。坎波斯的参事贾迪说，没有任何东西会永恒不变，只有星星还是那些星星。我们身上的皮肤就像相机的胶片，如果我们能够长时间保持不动，星空就会印在我们的身体和脸颊上，并且永远不会消失。他还说，我们望见的这片天空，这片拥有太阳和繁星的天空，正是我们祖先曾经望见的，也是我们的孩子将要望见的。对于天空而言，我们既是老人，又是孩子……

勒克莱齐奥的《乌拉尼亚》（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紫嫣译，定价17元）故事情节并不复杂。我，达尼埃尔，巴黎大学的地质学博士，偶遇神秘的印第安少年后，知道了乌托邦性质的村庄——坎波斯。我受邀来到了坎波斯，目睹了这里发生的一切，它的源起、它的繁荣、还有它的衰竭。

《乌托邦》是托马斯·摩尔写的一部拉丁语的书，全名为《关于最完全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书》，出版于约1516年。乌托邦是一种理想国，并非一个真实的国家，而是一个虚构的国度，有着至美的一切，没有纠纷。它一般用来描写任何想象的、理想的社会。有时它也被用来描写今天社会试图将某些理论变成实现的尝试。而《乌拉尼亚》就是法国版的《乌托邦》，也是描写天上的街市，美妙，但虚幻，理想，并是想象，汇集了人类对未来的一切美好的愿望。

     （2009年2月7日《保定晚报》之“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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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边沟记事》（花城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杨显慧著，定价34元）里关于饥饿的记述超出了之前我所能体察到的“对于饥饿最极限的体验及想象”，读到某些段落时，我竟然作呕，尤其在“饱食一顿”那一章节：高吉义是夹边沟农场最年轻的右派，有一次，领导看中他强健的体魄派他去装卸洋芋。他已经两年没吃上饱饭了——在夹边沟农场吃的是定粮，每天七两，月不足十四斤，一天就吃一顿菜团和一顿菜糊糊——这点粮食怎能供足沉重劳动所带来的能量所需？这次的派遣对他来说是个难得的机会，在他的再三央求下，领头的终于同意让他们几个劳力饱餐一顿。他们在一口大锅里煮上了整整一麻袋洋芋（80公斤左右），之后九个人放开胃开始狠吃猛吃。一阵狼吞虎咽之后，吃进去的洋芋快顶到嗓子眼了。结果可想而知，剧烈的胃痛开始了。幸亏另一位右派牛天德伺候了他一晚上，不然塞满肠肚的洋芋会撑破他的胃的。在高吉义的承受范围内，牛天德轻轻地揉他的胃，揉啊揉，终于把他的肠胃揉畅通了。高吉义开始上吐下泻……第二天下午醒来时，他发现屋子里就他一个人，牛天德不见了。一阵搜寻后发现，牛天德在房顶上忙活着些什么，很鬼鬼祟祟的样子。“他的面前铺着一块方形的蓝色包袱皮，布上均匀地摊晒着一层粘稠的东西。粘稠的东西已经凝固了，凸起着许多白色的和略带黄色的洋芋疙瘩；有些粘稠物我简直没法形容它的颜色，是褐色的、黄色的和略呈绿色的混合色……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天啊，他在自己两年来包裹着几件衣裳当枕头用的蓝地白花的包袱布上，晾晒着我昨夜吐出来和排泄出来的污秽物，而他正从那些污秽物里拣着小小的像指头蛋蛋大的洋芋疙瘩往嘴里塞。塞上一两个洋芋蛋蛋之后，他从粘稠物的边缘掰一块已经凝固的粘稠物放进嘴里，如同掰了千层饼的一角……”

　　夹边沟，地名，位于甘肃省酒泉市巴丹吉林沙漠边缘。1957年10月至1960年年底，近3000名右派分子被关押在这里劳动改造。恰逢三年大饥荒，粮食定量急剧减少，约1500人因讥饿而亡。本书共计19章，通过采访19位还在世的“夹边沟幸存者”，力图以“口述历史”的方式真实地还原那段惨痛、惨绝的人间悲剧：一段正被后人有意淡忘的人间悲剧。

　　悲剧的可悲性，不仅在于悲剧本身已具有的可悲元素，更在于后人对那段悲剧采取的“无意的淡漠和有意的遗忘”，即所谓的“对历史的选择性失明”。这类“明哲保身式的选择”的危害在于，它人为地抹去了历史的鲜活，恶意地把那些有血有肉的温热的躯体转变成干冷、笼统的数字符号，把历史的创造者——“大写的人”——隐秘地篡写成了易于忽略的过往。如，那些在夹边沟农场因饥饿而亡的人们，没有留下姓名、籍贯、事迹，甚至尸骸，静悄悄地消失在了历史的烟尘中，笼统地归隐在干冷的数字背后，成为了“约1500人因饥饿而亡”的一员。而本书作者力图还原的，正是那些被归隐成笼统数字的人们，使他们获得新生，找回自己的姓名，找回自己的故事，找回自己温热的体温。转录成文字的历史，对那段悲剧的幸存者来说，是对过往历史的修补及复原，而对不幸者来说，是后人温暖的缅怀和深情的补欠——用文字给那些不幸的亡者，树立墓碑！

       （2009年3月28日《保定晚报》之“读书”）

　　在大连呆的三年里，大多的闲暇时间就忙活了一件事：淘碟。那时候手头不宽裕，再想买的片子也不敢碰精D9的纪念版套装，大多是淘些简装D5的凑数，也不顾及版本之类的，见着就买。我淘碟有个潜规则：喜欢买获奖影片（“从多如牛毛的影片里挑出优秀的”这类费事费时的事情还是让那些评委们去操心吧）。历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是必淘首选，它们的整体水准甚至比奥斯卡最佳影片还要高；其次，淘三大电影节（嘎纳、威尼斯、柏林电影节）的获奖影片。其中，柏林电影节的最好，因为它喜好政治题材影片，很符合我的口味；其次是台湾金马奖的获奖影片。个人感觉，金马奖的选片眼光在华语电影节里是最高的，他们更看重影片的艺术水准，而不是商业水准（香港金像奖）或政治水准（金鸡、百花奖）。

　　来承德之后淘碟这事儿就被搁浅了。在街上搜寻许久也没见着卖DVD的店，有卖的也是时下流行的电视连续剧的压缩碟。无奈，为了满足微弱的爱好，我只好借助出差机会去北京碟市上淘。不愧是首都啊，任何东西都有大腕的范儿，连影碟也不例外，身价可高着呢。简装D5在大连是6元一张，但在北京是10元。简装D9在大连是9元一张，但在北京，老板竟然叫价20。事出偶然，有次去保定无意中发现了一家叫“音像大世界”的连锁店，走进去一瞧吓了一跳：货架上摆着的影片至少上万种，且品相极好，竟然发现了好多苦苦追寻而不得的偏门冷片。而且碟片摆放归置也很科学，是按照导演、主要演员、出品年份分类的，特别适合淘碟者检索选取。按耐不住内心的狂喜，我狂扫了一通这家商店，竟淘到了搜寻足有三年之久的《中央车站》和《黑暗中的舞者》。唯一可惜的是阿莫多瓦的《对她说》，搜了半天还是未见其芳容，看来只好继续搜寻苦等了。

　　几年淘下来有几个导演的影片是见着必买的：台湾的杨德昌、日本的今村昌平、西班牙的阿莫多瓦和美国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杨德昌的《一一》、金村昌平的《酋山节考》、阿莫多瓦的《关于我母亲的一切》和《不良教育》、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廊桥遗梦》和《百万宝贝》都是我百看不厌的电影。不过最推崇的还是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甚至有时会暗自思谋：拍完《霸王别姬》陈导演下狠心熄影的话多好，留存最美好的背影在观众的记忆中，为什么非要拍有失水准的《和你在一起》和《无级》呢……

     （2008年12月11日《承德晚报》之”他-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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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进入罗永浩老师法眼的牛人向来稀少，但刘瑜（网名“Drunk Piano”、“醉钢琴”）是个例外。她的开阔视野与桀骜不驯的性格不仅获得了罗老师由衷的赏识，暗地里，她还被牛博网上的众多写手封为了“牛博女神”。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博士，为纸媒撰写政治散文是她的拿手绝活。《南方人物周刊》上的专栏《公民表情》中，她常以旁观者的角度去分析美国社会中发生的各类政治事件的深层原由，并与国内类似事件进行横向对比，剖析两种制度的“同”与“不同”，进而提出自己循循善诱的解决之道……文字清新、思路敏捷，每每读起竟有恍然大悟的酣畅。

　　善于用犀利的文字解剖各类社会顽疾的刘瑜，常给人留下“彪悍、尖锐、特立独行、愤世嫉俗”的印象，她似乎不善留恋儿女私情之类的缠绵之事。但谁知她出了一本小说，一本关于爱情的小说，书名叫《余欢》，取自弘一法师李叔同的歌词《送别》中的一句“一杯浊酒尽余欢”。看来，网络上盛行的对女写手的媚态褒奖“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这本书共收入了刘瑜的两篇长篇小说：《孤独得像一个星球》和《那么，爱呢？》。

　　两篇小说描写的都是留美学生的爱情故事。《孤独得像一个星球》里面有三个女人：陈朗、杨如意、郭小蕾三个都是女学生，故事着重讲述的不是她们异国求学的艰辛，而是对爱情近乎绝望的渴望——郭小蕾固执地迷恋英俊的西方男子，在这种迷恋的领引下，她自以为是的“爱”上一个又一个几乎陌路的人，又理所当然的失恋；杨如意跟一个华裔美国男人若即若离的纠缠，“觉得他很贴心时，就叫他一平。觉得远时，就叫他James。觉得他该死时，就叫Professor Lee”；陈朗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她每天下决心要和她闷得不行却很爱她的周禾分手，同时她爱着一个遥远不可及的神秘人物“K”……

　　小说的文字清爽利索，非常具有时尚气息，适合枕边阅读，比如下面一段：陈朗、如意、小蕾一同笑起来，继续攻打那盘寡不敌众的土豆丝。啊，土豆丝，异国他乡的土豆丝。陈朗、杨如意、郭小蕾3个女孩围着一盘清清爽爽的土豆丝，陶醉地吃着，她们分别已经27岁、28岁和25岁。她们分别穿着红色、黑色和白色的裙子。她们最喜欢的食物分别是西瓜、西瓜和西瓜，而她们最讨厌的动物分别是蟑螂、蟑螂和蟑螂。她们有过的男朋友分别是6个、2个和0个。她们平均每哭一场的间隔分别是3天、5天和4天，但她们平均一天微笑的次数是29次、15次和138次。她们的政治立场分别是“自由主义”、“什么他妈的政治观”和“我希望熊猫永远不灭绝”。她们理想分别是“一个悄悄在夜总会唱歌的著名学者”、“Max Studio总裁的情妇”和“12个孩子的奶奶──这12个孩子的头发要有各种颜色”。她们对生活充满了斗志，虽然她们也不知道这斗志来自于信心还是恐惧。窗外是一个叫作纽约的沸腾的城市，而这座城市和它的沸腾，说到底，和她们没有什么关系……

　　是的, 窗外的每一座城市和它的沸腾与我们无关。我们只是蜗居在城市的沸腾与喧闹中各自品评着爱情的甜蜜与辛酸、生活的失落与高潮、生命的暗淡与光辉，像潜行的蚂蚁般经营着自己的一片天地，微弱，但富有激情……

        (2008年12月5日《承德晚报》之“阅读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