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是一只大鸟，盘旋在1945年东北某村的上空，会俯视到以下图景：代浪村的村长说，他替大家选择了一条撤离“满洲国”最尊严、最不痛苦的路线，是日本人，就和日本人一块尊严地去死。接着枪声一响，村长老两口第一个倒在血泊中，倒在全体村民惊恐的注视中；于此同时，一个叫竹内多鹤的16岁女孩偷偷地从村民的集体自杀中跑开了，奋力地奔跑着，跑向她的母亲，试图带她一起脱离死难。不巧的是，她却跑入了保安团的阻击中，被套入麻袋摆在了小学操场上的台子上，像大白菜一样被拍卖着：70斤的日本婆娘，7块大洋；张俭的媳妇朱小环被日本兵追逼导致流产，不能生育。望子心切的张站长花7块大洋，从台子上挑了一口麻袋，给二孩儿张俭讨来了一个日本“媳妇”，竹内多鹤；四月的一天小日本婆跑了，第六天晚上她自个又回来了，并把一张纸条恭恭敬敬地铺在大家面前，纸上写着：“竹内多鹤，十六，父母、哥、弟、妹亡。多鹤怀孕。”丫头出生了，家里一下子温热起来，老两口合不拢嘴不说，连朱小环也从起初的敌视渐渐气色缓和许多……一男俩女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不能生育的朱小环竟然突兀地“有了孩子”，并让“不善言辞、脑瓜不灵光的妹妹”带孩子，这样的家庭，太惹人联想了。为了避人耳目，他们一家四口乔迁到长江以南的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开始了新的生活。可疑的海外关系、说不清道不明的“婚姻”，让张俭继续谨小慎微地操持着，不敢有丝毫的放松警惕，但还是会招来狐疑的目光。仓央嘉措的诗中写道：“一个人需要隐藏多少秘密，才能巧妙地度过一生，这佛光闪闪的高原，三步两步便是天堂，却仍有那么多人，因心事过重，而走不动。”而张俭，实在抵挡不住革命时代的恐惧，有一次借着出游，他把多鹤甩开了，委婉地、曲线地把她抛弃在外地的街头，一人带着孩子回家了。夹杂日语的蹩脚中文，让多鹤吃尽了苦头。她像失魂的疯子一样奔回了家……

       善写女人，尤其善写苦难中的女人。严歌苓笔下的女人，是焖锅里翻滚的牛筋，在四面“煮”歌的憋闷环境里坚韧地熬下去，可以适当柔弱，但绝不会断裂。之前看过的《第九个寡妇》里土改时期的王葡萄，把枪口下救出的公爹窝藏在地窖里长达几十年，《天浴》里的知情文秀为了一张返城指标历尽艰辛最终殉葬。而《小姨多鹤》(严歌苓著，作家出版社2010年3月出版)里的多鹤所面临的困境更加艰辛，文化语言的障碍、国家民族的战败、异国他家的流落，统统压在了她的身子上。而一股不屈的顽韧劲儿支撑着，让她穿越了如此憋闷的逆境，获得了奇妙的爱情，获得了回国的机会，获得了……

                                                            2011年8月13日《保定晚报》

                                                                                                                                                                                                                  
        读名家的推理小说，实际上是愉悦的智力受虐过程。读阿加莎的《捕鼠器》时，这类智力受虐简直到了惨不忍睹的境地。小心翼翼地潜伏在貌似随意荡开的情节后面，咀嚼每个字句可能暗含的延伸意义，生怕漏掉作者故意留下的破案线索，自以为是地逼近最后的真相……可惜，瞬时的喜悦只是尝到了作者故意抛下的又一碗孟婆汤，那条真正的大鱼，其实还未入锅。合上《捕鼠器》，对阿婆顿生连绵的妒恨：妒她草蛇灰线的故事布局引我一路尾随、不舍合书，恨自己明知暗藏玄毒还贱兮兮地吞食阿婆精心熬制的孟婆汤，抹一抹嘴角继续向前，奔向下一个陷阱。最后落得个孤零零地依着奈何桥，感叹阿婆的妙笔阴毒。

      而新近读到的东野圭吾的《毒笑小说》（南海出版公司2011年1月一版二印，李盈春译），书名虽挂着“毒”字内容却阳光的很，没有丝毫的阴毒气息，竟有清新之风跃然纸上。《毒笑小说》由12篇短篇小说组成。相对于阿婆善写的“乡间别墅凶杀案”，东野圭吾在这本小说集里所涉题材更接近日常生活，平易近人地去除了“悬疑和鬼魅”氛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带领读者进入他所营建的智力迷宫时，没有一味地用“凶杀、侦探、血腥”等因素去勾引读者，而是在“推理与悬疑”的外衣下放入了对现实社会的种种反思与批判。通过绑架“从小被教育，无论做什么事都必须遵照父母和老师的指示，结果没有指示什么都不会做的‘等待指示族’”的外孙，试图释放孩子的自然天性，还原他们的烂漫智趣的《绑架天国》，对现有的填鸭式应试教育进行了巧妙的批判；从新生物Angle在地球上的离奇遭遇折射出“人类表面上摆出重视其他生物的姿态，骨子里却极端反复无常、任性妄为，是否允许一种生物存续，全视自己的利弊而定”的短视行为，间接地对环境保护提出自己见解的《Angle》；对上司夫人恬不知耻的阿谀奉承，最终导致极端尴尬的《手工贵妇》；对“为逃脱责任而只尊从程序办事的公务员系统”犀利讽刺的《程序警察》；揭示空巢老人“性荒现象”的《爷爷当家》；揭示木偶教育可悲之处的《新郎人偶》；揭示人类伪善的《绑架电话网》……在推理小说的外衣下，无不潜藏着作者的社会责任与文人担当。

      愉悦读者，当然是推理小说的首要职责。但是，在愉悦之余能够警醒读者，简直是味精兑调的鲜汤里撒了把厚重的盐。东野圭吾的这本小说集，做到了这一点。

                                    2011年7月16日《保定晚报》 

                                　　　          ——读何帆的《大法官说了算》

            裹挟一定的“阴谋论”去读书，在当朝是个好习惯。毕竟，文字有三意：1、作者试图显现的“意”；2、文字本身散出的“意”；3、读者理解到的“意”。如这三层“意”神奇地重合了，那是著书人何等的大幸美事啊。如不带丝毫的阴谋论，文字的三层“意境”可能错位，失去应有的魅力。如不带丝毫的阴谋论，奥威尔的《动物庄园》是讲述猪的奋斗历程的童话故事，会凄惨地摆在儿童读物的书架上；而钱钟书的《围城》更将是从国外野鸡大学混到山寨文凭的留学指南……世间万般凄苦，幸好有好书可读。依据我独断、浅显的观点，当朝语境下，对书的好坏评估，就看它“是否够阴毒”。只论风花雪月儿女情长的文字，最不阴毒，白开水，弃之；风花雪月儿女情长的一碗清汤里加入几粒味精，有世间真相真情的，中等阴毒，鲜汤，偶尔可饮；麻辣级阴毒的要数刘瑜、林达、韩寒的文字。阴毒，在我的字典里，它是最高级别的褒义词。韩寒贴着高墙边轻巧滑步的机灵文字，在我眼里是阴毒的，嬉笑中不动声色地放剑，引得看客击掌称快，害得挨剑者都不好意思亮出伤口，只好舔血掩伤、暗地哀叹；刘瑜的文字是阴毒的，谈不上指桑骂槐，但至少是旁敲侧击，说的是西方世界的家长里短，明眼人一瞧，潜伏在字句里的暗器，件件指向东方；林达的文字，别提了，阴毒到令人发指的境地，几本“近距离看美国”抵消政治教科书十多年的险恶灌溉，绰绰有余；但，以上几位的阴毒，是零散的，不成体系的，没荒腔走板，但还不能压轴上场。我眼里的极致的阴毒文字，来自英国人乔治奥威尔。他的《1984》和《动物庄园》是阴毒文字的巅峰之作，尤其适合国人品读。而新近读到的《大法官说了算：美国司法观察笔记》（何帆著，法律出版社2010年9月一版二印），也是极具阴毒风格的读物，引得我那乖巧温顺的思维像脱缰的野马般驰骋在联想、对比的草原上，义愤填膺地打起了饱嗝。

         不说内容，书名就蛮阴毒的。不过依据行规，这里只谈内容，至于书名所显现的阴毒意境，只好由客官自行望断。本书围绕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组成、运行机制及九位大法官的个人经历展开的。美国的立国者们对政府普遍采取不信任的态度。为了保障公民自由和限制政府的权力，他们接纳了孟德斯鸠的想法，在美国宪法之内清楚地把行政、司法、立法分开，而且让它们互相制衡。在当时这种宪制是前所未有的崭新尝试。至今美国联邦政府的三权分立，仍然是众多民主政体中最彻底的。而美国大部分的州政府亦有相同的宪制架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简称美国宪法。它是美国的根本大法，奠定了美国政治制度的法律基础。该宪法于1787年9月17日在费城召开的美国制宪会议上获得代表的批准，并在此后不久为当时美国拥有的13个州的特别会议所批准。根据这部宪法，美国成为一个由各个拥有主权的州所组成的联邦国家，同时也有一个联邦政府来为联邦的运作而服务。从此联邦体制取代了基于邦联条例而存在的较为松散的邦联体制。1789年，美国宪法正式生效。美国宪法是世界上首部成文宪法，该宪法为日后许多国家的成文宪法的制定提供了成功的典范。

         大学上法律基础课的时候，老师说，宪法是“万法之母”，是国家法律体系的根基所在，其他法律都是从宪法生长出来的枝枝蔓蔓。而对宪法本质的深刻体会，来自前几年争论得热火朝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７６条第２款：“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说的通俗点，车、人出现交通事故，不管哪方的过错，开车方都负有一定的赔偿责任，至少１０％。以上法律条款的理论支撑是：相对于钢铁铸就的机动车来说，肉体的行人属于弱者，故，得适当的保护弱者。说到这儿，引出一个本质性的疑问：法律，到底保护谁？！有人会说，法律当然保护弱者；有人会说，法律有时保护强者……可惜以上答案都不对。法律，既不保护强者，它也不袒护弱者，法律只保护守法者！

       读完何帆老师的这本书，最大的感叹在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九位法官对宪法孜孜不倦的虔诚与敬重。有的法官是宪法原教旨主义者，引经据典、逐字逐句地解译、诠释立国者们二百多年前起草的宪法；而有的法官是宪法现实主义者，在不违背立宪者原意的基础上，适当的迎合民意，适当的追寻时代的变迁。不过，不管沧海桑田，历代大法官对宪法文本的虔诚与敬重，是一脉相承、一成不变的。

  

                                                                                          ——读阿乙的《鸟，看见我了》

         用文字无法构建整个世界，但可以还原（或构造）某个事件。通过还原（或构造）事件，作者输出自己的世界观。伟大的世界观（或者极其邪恶的世界观，如，写出《我的奋斗》的畅销书作家希特勒）会改变世人的行进步伐，从而间接地改变世界。有人宣称：“我是我身体的国王，我的皮肤是我国土的疆域”。我倒觉得，他太谦虚了。如施展开大脑里的世界观图景，他的疆域可以冲出大气层，环游宇宙，如，写出《时间简史》的霍金。当然，作者的写作初衷未必是要“用文字撬动地球”，也许，只是想宣泄：宣泄失恋后的孤寂，宣泄失败后的郁闷，甚至有时，宣泄蜗居胸腔内的一团浊气。初衷指向东方，结局有可能落在西方。排除以上的机缘巧合与阴差阳错，有些作者的写作动机，确实是“想撬动地球”，至少是击中一部分人的心脏。文字是呼啸而来的子弹，射入人心最柔弱的部位。阅读本身，具有被射穿心脏的快感企盼。说的阴损点，阅读者都具有“受虐狂”的嫌疑。通过阅读，企盼感动、企盼激愤、企盼愉悦、企盼对作者才华的臣服……是典型的受虐者心态：快感，来自痛感。最新一款因受虐而得的愉悦经历，来自阿乙的小说集《鸟，看见我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10月一版一印）。

       阿乙用十篇中短篇小说构建了自己的世界，用冷峻的文字搭建了十座灰暗的城堡。这些城堡，充斥着莫名的杀戮、无端的血腥、无解的爱情、无望的生活。城堡里的居民，忙碌着，同时，也盲目着，犹如从废墟捡拾希望的拾荒者，眼里满是荒凉，却无可奈何地试图从荒凉中寻得一丝光亮。《意外杀人事件》是第一座无主之城，六个本地人，一个外地人，填满了这座城堡、这则故事——每晚试图用烈酒灼伤内脏，消耗掉剩下的生命的超市老板赵法才；用开满鲜花的肉洞愉悦全镇不轨男人的失足妇女金琴花；被自己的少年影像吓倒而金盆洗手的前黑帮大哥狼狗；试图走出灰暗城堡的中年公务员艾国柱；被无望的初恋击垮疯掉的于学毅；活在虚无世界里的智障少年小翟……他们六个本地人，在一个电闪雷鸣的夜晚，统统躺在了血泊中。一把从超市偷来的水果刀插入了他们的身体，让其永久沉睡。半路从火车跳下来的打工者李继锡，一个有精神隐疾的外地人，是他一手连杀以上六人的。诡异的是，这是一场莫名的杀戮，无端的血腥。阿乙像蜘蛛一样编织了七条人生轨迹，七条不归路，并让这些本是毫无关联的轨迹，蹊跷地汇集在那一地、那一刻，产生了夺取七条人命的惨案。

        这十座城堡里，个人偏爱第一座（《意外杀人事件》）、第四座（《鸟，看见我了》）、第六座（《巴赫》）和第十座（《情人节爆炸案》）。阿乙没有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俯视城堡里的居民，他只是冷冷地站在一旁，像蜘蛛一样编织着生活的网，默默地旁观，默默地注视着他人的“忙与盲”……

                                                         （2011年3月12日《保定晚报》）

                                                                                                          ——读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

       慕容雪村是我一直追读的作家，他的文字很劲道，有股“能在200字里让人落泪”的力量。《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天堂向左，深圳往右》、《伊甸樱桃》、《原谅我红尘颠倒》，几部作品都围绕一个主题：火热纯真的理想掉进冰冷残酷的现实，谁主沉浮？

       理想是蛋，现实是石头，“以卵击石”显然暗含着贬义。而春上村树却说：“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是的，理想是蛋，现实是石头，石头虽然坚硬，但，蛋才是生命。就算没有拿生命去撞击墙体的勇气，至少，我们可以学习灵动轻巧的猫咪，不但越墙而去，还在墙面上留下自己触目的抓痕。慕容雪村的前几部小说里，现实如墙，试图围困炙热鲜嫩的理想，但总有像猫一样的叛逃者一意孤行地逃脱牢笼，翻墙而去，去找寻自己的独立王国。之前，作者只是站在幕后，指使笔下的人物，让他们提着一杆理想主义的枪去挑战功利主义的风车。时而枪被折断，时而风车被掀翻……而这次，慕容雪村从幕后走上前台，只身混入江西上饶的一个传销团伙，在其中生活了23天，并以此经历为蓝本，推出了纪实性小说《中国，少了一味药》（中国和平出版社2010年12月一版一印）。

       因之前有过被同学邀入传销组织的经历，我的阅读关注点不在书中悉心描述的传销组织的各类“钓鱼”伎俩，而是作者的叙述方式。因文体所限，慕容雪村放弃擅长的“以闪回、穿插、多角度演进”的非线性叙述方式，采用直线性推进方式按照时间顺序倒出了故事。这类叙述方式的优点是简单明了，但，它的弱点是，如没有强劲的文字支撑，情节会显得单调寡淡，欠缺嚼头。在《人民文学》杂志“特别行动奖”获奖感言里，作者谈到这本书出版时遇到的匪夷所思的文字审查时说：“在千疮百孔、布满地雷的汉语之中，我艰难挑选每一个字。安全的字越来越少，以至于每个汉字都有点面目可疑。”排除本书编辑任意删改对情节演进造成的伤害，整体上感觉，这本书的叙述方式欠缺灵气，过于呆板。对文字的提炼不够精准，尤其对动词的选择过于随意粗糙，没有《天堂向左，深圳往右》给予我的惊艳与感动。

       文字如菜。文字，乖巧地窝在《新华字典》里，等待采摘；菜品，安然地躺在案板上，期盼入锅。作家摆弄文字，厨师翻动菜品。下锅的原料大体相同，只是，端出来后万人万样，味道各不相同。所谓厨艺，根子上比的是“对盐的使唤”。盐放早了菜易蔫，放晚了不易入味，放多了齁咸，放少了寡淡，不早不晚不多不少，就看厨师如何拿捏；以我浅见，比文字功底，比的是“对动词的使唤”。堆码文字、演进情节，情节草蛇灰线地穿梭潜行，最终在纸面上倒出故事。贴切、精准、传神的动词，是故事浓汤里的那几粒盐，不露声色地把控着故事的成色。好的作家，必定对动词是用料考究的（比如，我喜欢的作家阿城）。与此相反，那些醉心与副词、形容词、感叹词纠结缠绵者，在我眼里，都有歌德派（歌功颂德派）作家的嫌疑，说的阴损点，他们的文字有点娘。

       只身潜入传销团伙“入虎穴擒虎子”的勇气，加上题材内容的神秘与神奇，本是很好的演绎舞台。可惜，情节少了几粒盐，读起来寡淡，咽下去无痕。

                                                                      （2011年2月19日《保定晚报》）

                                                                                                                                                                                                                                     

逃离母亲的子宫，淌过彼此紧挨的日子，跳入精心自制的坟茔——我们像茫然失措的越狱犯，从一个牢笼跳入另一个，有时欢腾，有时哀闷，临近闭目，对天长叹：“所谓人生……”。闲暇时，喜欢天马行空地乱想。比如，人，到底为什么活着？想来想去，获自答两枚：（1）为了不死而活着；（2）为了死而活着。两枚答案矛盾地统一着，活像大陆版图上的海峡两岸。前者是乐观主义门人，闪耀着貌似积极向上的“伪自命不凡”，而后者，是悲观主义门徒，明显是善摆哀怨造型的小资、结核病患者林黛玉的“葬花焚诗”腔调。把以上故弄玄虚的自问自答转换成电影台词，将是“有的人忙着活，有的人忙着死”。当然，作为诚实的伪君子，我不得不娇滴滴地承认，以上感慨来自一本书，新近读完的一本书，《月亮和六便士》（毛姆著，傅惟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10月一版一印）。

如想测量某物的价值，“最科学”的办法是，去掉它，看看没有它的情况下，系统是否改变。如系统好转，表明它的存在对系统的运转起到副作用，如系统出现故障，结论则相反，如系统没变化，可坚定地认定，它是废物。那婚姻的价值呢，怎么测量？“最科学”的办法，当然是离婚，看离婚后当事双方的情感变化。书里的思特里克兰德践行了以上测验。之前他是银行职员，有对文学饶有兴趣的妻子，两个聪明可爱的孩子，过着光鲜安稳的小康生活。但在40岁那年的某一天，他给妻子留张简短的便条，莫名地离家出走了，只身前往巴黎，挥一挥衣袖没留下一片云彩。他去那儿干什么？不，不是鬼迷心窍地追逐来自巴黎的一场艳遇，也不是为了躲避银行债务。去巴黎，是想学画画。舍弃家庭、放弃事业，40岁的准老男人去巴黎学画，从任何角度去打量思特里克兰德的这个决定，可以断定，他是自私的、没有责任心的无耻之徒。唯一让人欣慰的是，他是天才。虽然在他所处的时代，他的画作被耻笑，没卖出几件，但是死后，他被后人追认为罕见的天才式伟大画家。他认真地跟家人开了个玩笑，命运也很认真的跟他开了个玩笑，只是在那时，全体当事人都不自知，没看清这局残棋本是天大的玩笑。只恨他们太认真。

公鸡面前放一颗珍珠，再放一粒米，它会毫不犹豫地去啄食米粒，安然地跳过那颗珍珠，奔向下一颗米粒。当我们嗤笑它“浊眼不识珠”时，它却自鸣得意自己的“慧眼识米粒”。很难用对错、得失来评判，只能无奈地感叹，鸡各有志。思特里克兰德就是那只雄赳赳地公鸡，当我们为安稳富足的小康生活而奔波时，他却一意孤行地奔向了路边的那颗米粒。我们的梦想是拥有世界上最璀璨的珍珠，公鸡的梦想是啄食世界上最美味的米粒。不管如何，梦想是一剂春药，牵引着我们和公鸡，引向下一个未知，引向下一个牢笼……值得一提的是，这本小说的原型，是高更。


        （2010年5月22日《保定晚报 新闻周刊》之“读书”）

                                                                                                                                                                                                                                   
   客观历史，酣睡在过往的时空维度里，固态而唯一地存在着。而经后人追述的“历史”，穿越凹凸平仄的时空隧道，液态流动且千人千面。面对固态而唯一的历史，会出现千万种解读。有的，无限度地逼近它，试图还原它的真面目；有的，按照自己的意愿为它整容，要么美化，要么丑化。就算是诚意十足的历史还原过程，也有不同途径：固态的文物和鲜活的记忆。固态的文物，虽沉默无语，但经过历史学家的点睛之笔，它会开口说话，且不会说谎；相对于固态的文物，当事者的记忆更加鲜活、更加灵动，可真切地复原当初的情景。为了避免“当事者从自己的立场、利益出发，选择性地进行回忆”，负责任的历史学家会听取当事双方的记忆，如实地记录下来，尽量避免掺杂个人立场。

       据说，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历史是新闻的定稿。初稿也好，定稿也罢，稿件的品质高低，就看是由谁来执笔书写的。面对同一件历史事件，当事双方的追忆不尽相同。胜利一方的追述洋溢着喜悦与欢腾，而失败一方的，却填充着落魄与沮丧。就拿站在1949年门槛上的国共两党的各阶战士来说，他们对那一年的记忆肯定不一样。我们从小接触的历史课本或各类艺术题材所追述的那一年，当然是胜利者痛打失败者的得意漂浮在字里行间。自觉或不自觉的这份“得意”的渲染下，我们一直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一路凯歌，一路欢腾。而同样站在1949门槛上的失败一方的经历，我们全然不知，也无暇顾及。面对1949年前后的那场战争，他们经历过什么，体验过什么，我们无从知晓，他们的困苦与哀愁，不在我们的知识体系里。龙应台女士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9月初版）正好填补了这片空白，用回访当事者的方式，再现了徘徊于1949年门槛的失败一方的历史。她说：“远离了1949年国家至上的价值观，我们的上一代逐渐发展出温柔的、文明的价值观，所以，我们应该对他们充满深情的致谢和无止的感恩，起点就是，说一声深深的对不起。”与千万亡魂一起书写的这本书里，作者试图用平和的文笔消解我们的惯性思维，把“民族战争中没有胜利与失败，有的，只是国家的悲剧”这一主题端放在了读者面前。

       所有的颠沛流离，最后，都由大江走向大海；所有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某一个码头，上了船，就是另一个人生。船离开码头，驶向下一个未知，人生转向，不在你我的掌控之中——毕竟，时代太大，缘分太小！

                                                                                                                                                                                                                                   
    对于“尊严的理解”，左右着她的命运：为了守护自己是个文盲的窘境，她主动接受他人的诬陷，“有尊严地”接受了本不应由她来承担的罪责，被法官判处无期徒刑；通过近20年的刻苦学习，在牢房里学会阅读、获得“知识”，为了救赎自己的灵魂、洗刷曾经的罪责，出狱前一天，她“有尊严地”上吊自杀了；进监狱时，她的“尊严”炙热而且顽固，但在我看来，可憎多于可怜；她选择自杀时，她的“尊严”平和但坚硬，在我看来，可怜多于可惜。

她叫汉娜，那一年，我15岁，她36岁。我因黄疸病发作在大街上呕吐不止，是她过来照护我的。说实话，她的照护是漫不经心的，但我偏偏喜欢上了具有孤傲气息的这款漫不经心。事后，我以答谢她善意照料的借口去了她家。她漫不经心地与我交谈，漫不经心地指使我去搬煤球，漫不经心地叫我脱去衣裤洗个热水澡，之后，再漫不经心地裸身抱住我……我用15岁的青春与欲望陷入了她的身体，再也无法自拔。一下课，我急忙奔向她家，奔向她开满鲜花的肉身，乐此不疲。我俩炙热地恋爱着。但有一天，她神秘地人间蒸发了，没留给我一丝的讯息…..当再次见到她时，我正研修法律，在老师的带领下旁听法官的审判。她以被告的身份出现在法庭上，检方指证说，作为集中营看守，汉娜眼睁睁看着几百名妇女活活被大火烧死，却不肯打开教堂的门放走她们。

明明不是主犯，她为什么主动承接全部罪责，替其他看守人员承担了残杀几百名妇女的犯罪后果？缘由简直不可思议：她是文盲，不会读写，不能在证词薄上签字确认。为了不让法庭上的旁听者发现这一点，她冒死承担了本不应由她一人但当的罪责。她为了维护“尊严”，宁肯选择死！但问题来了：如此维护尊严、珍视尊严的人，为什么对他人的生命如此漠视，如此轻蔑呢？她为了自己的尊严，有勇气去死，但她侵害他人的尊严、生命的时候，为什么可以悠然地坐在那里，眼睁睁看着火海里挣扎的上百名妇女的呼喊救命，却不肯打开教堂的门放出她们？她的尊严高于她的生命，同时，也高于了上百人的生命。那么，她所珍视的那份尊严，到底价值如何，真值得推敲。

监狱里她开始识字，开始阅读，读关于二战方面的书籍文献，尤其重点查阅了那次火灾幸存者的回忆录，用10多年的阅读经历审视了曾经的那份尊严。最终，选择在出狱前一天踩着那些书籍上吊自杀了：第二次主动选择死，第二次是为了尊严。对汉娜的两次“尊严抉择”，《朗读者》（施林克著，钱定平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2月出版）没有给出作者的道德评判，只是平静地叙述着故事。但读后，每个读者会选出自己的倾向，对待自己的尊严和生命，更重要的是，如何对待他人的尊严和生命。

                         （2009年12月5日《保定晚报 新闻周刊》之“读书”）         
                 

                                                                                                                  
    相对于“侯孝贤导演的御用编剧”头衔，吸引我的，是书的腰封上“张爱玲、胡兰成‘张腔胡调’的嫡系传人”字样。虽被本人极力摘除，但“小张爱玲”的名号早已传遍坊间，深稳地烙在了她的头上。但看完她的《荒人手记》（朱天文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相对于张爱玲“冷观人间悲欢”的切入视角，她的文风更亲近于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假面告白》里的“深陷自我的喃喃自语”。张爱玲抽离自身，用旁观者的视角书写，而三岛由纪夫和朱天文都以“我”——男同性恋者——的身份出场，都以冗长的喃喃自语推进情节，都在文字上涂抹了灰冷的色调。

“友谊，尤其是男人之间的友谊是怎么产生的？当然是为了对抗敌人而彼此结盟，若没有这样的结盟，男人面对敌人时将孤立无援。友谊的发源，可以推溯到远古年代，男人出外打猎，互相援结。现代男人是不打猎了，但打猎的集体记忆以其它面貌出现，看球赛，呼朋引伴，饮酒作乐。”作者对男人之间的友谊进行的烈性解析让我印象深刻，促使我联想到热播剧《闯关东》：东北人给予外界“豪爽、讲义气、搭伙抱团”的感观印象。之前未曾追究生成以上“族群整体性格”的深层缘由，但读到作者的剖析，才有了醍醐灌顶式的顿悟。是的，躲避战乱灾害也好，谋求发展也好，关内一些人举家迁徙，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到达了荒无人烟的黑土地，开垦土地，创造新的家园。面对广阔无垠的荒芜原野，个体的力量是渺小的。仅凭借个体的力量去抗衡严酷的大自然，生存、繁衍的成本大大增长，如，无数个弱小个体联合起来，组成联盟，一同抵抗外界的严酷，生存、繁衍生息的成本将大大减小。这时，男人的友谊联盟自然生成。经过上百年的磨合精炼，为“抵御外界威胁”而生成的友谊联盟逐渐成为某个族群的整体性格，暗藏在他们的血液当中，以“润物细无声”微妙姿态时刻影响着他们的日常行为。

作者碰触的虽然是他人很少涉及的敏感话题（同性恋），但笔调的限度掌控的很“得体”：明明是以“性”为中心议题，但没有直接勾勒“性事”，而是把它委婉地遮隐在“情事”外衣下，突出“性由情生”，模糊了（同性恋）情人之间的性别边界。同时，作者的遣词风格很独特，华丽至极。尤其在氛围描写时插入了很多内心独白，加剧了“深陷自我的喃喃自语”独特文风。这类文风对“烘托氛围、揭示内心”有独到的功效，但对情节演进为主责的小说文体来说，伤害了故事情节的阅读快感，对读者的阅读情绪有一定的削减，有干涩之嫌。

数量庞大的异性恋者在“围城”内外，尝尽婚姻家庭带来的欣喜与悲苦；而作为少数族群的已出柜同性恋群体，在现有制度下被排斥在“围城”外，只能在自己一手打造的“情色乌托邦”里寻觅情感的港湾，搭造虚拟的“围城”，品尝城内的五味杂感。这本小说，就是航向情色乌托邦的隐秘手记，荒凉而冷色，华丽而孤独。

           （2009年11月20日《保定晚报 时尚周刊》，刊出时标题被编者改为《搭造虚拟的“围城”寻觅情感的港湾》）